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宣布党内存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必须发动群众揭露。这标志着文革在中央层面正式启动。而真正让文革变成群众运动的，是北京大学的大字报事件。

5月25日，北大教师聂元梓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这三个人是当时北京大学的主要负责人。这张大字报指责他们实行“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号召“坚定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面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

6月1日，毛泽东命令向全国广播了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当晚，中共中央派“工作组”进入北大取代那里原来的领导。北大和全国的大学中学在此后全面停课。北大原来的整套领导干部一起变成了“黑帮份子”，成为文革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陆平、彭佩云被宣布撤职。

除了大字报“揭发”，校园里还出现了大量 “揪斗”干部和教师的场面——给他们戴高帽子，往他们身上贴大字报，推人，打人，揪头发。

当时工作组把所有的干部和教师划成四类：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问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然后对他们指定的打击对象作攻击。虽然所有的干部和教授都表示愿意检讨自己，“改正错误”，但是他们仍然遭到穷追不舍的“揭发”和“批判”。

1966年6月18日，在北大校园发生了著名的“618事件”，原来零散发生的暴力行为，在这一天发展成大规模的集体性的暴力行动。

那一天，一些学生未报告工作组，就在全校范围内对那些已经被“揪出来”的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暴力攻击。他们在多处场地，把校系两级和学校附属单位的正在受到“批斗”的人拉来“斗争”，实际上是殴打和进行人身侮辱。几十个学生到中文系办公室所在的“二院”，高喊“把程贤策（注：时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揪出来”。程贤策在仓促中逃入一个女厕所。正在厕所中的一位女职员受了一惊，但是立刻帮他藏好，并试图阻止学生闯进女厕所，但是学生不听，硬把他从厕所里抓了出来。

中文系的教授王力、吴组缃、王瑶等也被抓来。学生用拳头和棍子打他们。有学生一皮带就把王瑶打倒在地。有学生从厕所里拿来放在马桶旁边的大便纸篓，扣在也被“揪出来”的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的头上，向景洁身上还被倒了几瓶墨水。

同一天，北大生物系讲师和中共总支副书记胡寿文，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胡几乎窒息昏死过去。

当天北京大学各系共有六十多人被用这样野蛮的方式“斗争”。

作家、哲学家周国平当时是北大哲学系四年级学生。“618事件”的主要发生地点就是他住的38楼前，他目睹了全过程。他在《我的心灵自传》中回忆当时的情形说，“6月18日上午，哲学系若干学生把本系的‘黑帮分子’揪来，在楼门口的台阶上进行批斗。所谓‘黑帮分子’，在哲学系是指北大社教中的右派，我们的年级主任陈老师亦在其列，在学校和其他各系则是指当权派。事情发展得极为迅速，别系的学生纷纷效仿，揪来了他们系或校一级的‘黑帮分子’。在学生宿舍楼里，只有38楼的楼前有高台阶，很适合做‘斗鬼台’。那些兽性发作的学生把厕所里装便纸的铁丝篓拿来，套在被斗者头上，又朝他们头上脸上浇黑墨汁和红蓝墨水，逼他们下跪，拳脚相加，斗毕押往校园游街。在这场暴行中，活跃着我们班一个同学的身影。我在一旁无言伫立，一阵阵冷颤，为人的丑恶而震惊。”

虽然工作组大力鼓励学生揭发批判“黑帮份子”和“反动学术权威”，并计划惩罚那些被划入“第四类”的人，要把他们送去“劳改”，但是对于6月18日在北京大学出现的那种不受工作组领导的大规模的暴力行动，表示反对。北京大学工作组写了“第九号简报”，反对“618事件”。1966年6月20日，当时的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转批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第九号简报给各学校，要求各地参照北京大学工作组的做法，制止学校中的“乱斗现象”。刘少奇不是不要学生“斗”人，而是不要他们“乱斗”。

1966年7月25日和26日，接连两天，“中央文革小组”到北京大学召开全校群众大会，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是这个“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和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大会上讲话，内容之一，是攻击北大工作组对待“618事件”的做法，他们赞扬“618事件”是“革命事件”，责备北京大学工作组是一个“障碍物”。他们宣布北大工作组是一个坏工作组。

在7月26日的大会上，就在江青等人的旁边，在北大一万师生员工面前，北大附中的学生彭小蒙用铜头皮带打了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这是最早的在大会主席台上打人的先例。彭小蒙当时还只是一个中学生小组的“红卫兵”，五天后毛泽东写的支持信中点名表扬了她。因为得到毛泽东和其他文革领导人的明确支持和提倡， 暴力行为从此全面泛滥。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6/3/14/n14718789.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