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50周年。

1966年5月16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一项“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的发布实施，标志着“革”文化“命”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这个通知发布时，我不满3岁，对此没有任何记忆。

1976年5月16日，是“五一六通知”发布1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我不仅有记忆，而且刻骨铭心，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这一天，原本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但是，于我而言，却是一个晴天霹雳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我被打成了“反革命小集团”成员。

当时，我13岁，上初中一年级。

1976年5月16日下午，我所在的学校将举行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十周年文艺演出。届时，我和另外两个同学都要上台表演。

当时，我年纪小，贪玩。中午放学后，我和另外两个同学，穿过学校附近的防洪堤，到邻近的村子去玩，一玩，竟然玩过了点，把下午要演出的事忘到九霄云外了。

轮到我们表演时，老师、同学到处找不到我们仨。这一下可闯了大祸。

等我们回到学校时，迎接我们的是老师冰冷的面孔，好像我们犯了天大的错似的。就从这一天开始，我们仨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认定”犯了严重政治错误。

接下来，就是办学习班，挨批斗。从第二天开始，我们就不准回家了，住在教室里，由红卫兵看着，没完没了交代问题，没完没了写检讨。

为什么成了“反革命小集团”呢？

因为我们仨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其中一个是从附近镇上下放到我们村的。那个同学家的书很多。有一本《三国演义》，讲到“桃园三结义”，即东汉末年，刘备、关羽、张飞三个人，为了“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在河北涿县张飞庄后的一处桃园中，备下乌牛白马祭告天地，结为异姓兄弟，立下“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这个故事对我们很有吸引力。

有一天，放学之后，我们三人一同来到我家，谈天说地之间，那位同学提议说：“我们也结拜兄弟吧！”我和另一个同学都表赞同。

我连忙找出笔和纸，郑重其事地写了一份《山盟海誓》。当时并没有想到结拜兄弟干什么大事，只写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患难与共，生死相随，如有谁违背此约，愿上帝降诏，惩处”诸如此类的话，各自签上自己的名字。

然后，跑到我家附近一个烧砖的窑下面。当时，正是夕阳西下时分，对着太阳，我们三个人跪成一排，用针将姆指戳破，将血挤出来，按在各自名字下面，再用火将这张纸烧掉，磕头，礼成。从此，我们仨就成了结拜兄弟。

自从我们结拜兄弟之后，上学放学，进进出出，我们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有时也议论一下国家大事。

到了纪念“五一六通知”发布十周年这么重大的演出活动，我们居然给玩忘了，这还得了！

毕竟当时我只有13岁，一个农村的小男孩，没见过什么世面，什么革命？什么反革命？根本就不懂。但是，老师天天逼着交代问题。就那么点事，也交代不出什么新花样来。因为是“隔离审查”，也不知道另外两个同学都交代了什么。真想有个神帮我看一看他们都交代了什么。

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学校经常办“学习班”，一期一期的“学习班”结束了，一批一批的学生被“解脱”了，我们仨总是毕不了业。检讨书写了一摞又一摞，总被认为“不深刻”，“避重就轻”。真不知道检讨书怎么写才深刻。后来，才知道，就是不断骂自己，把自己骂的一钱不值了，那才叫深刻！

那时候，学校动不动就开全校批斗大会，有时在操场，有时在树林里。

1976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一首诗叫《念奴娇 鸟儿问答》，其中有一句是：“哎呀，我要飞跃。”

一次，一不留神儿，我脱口说出“哎呀，我要飞跃”，竟被红卫兵报告给老师，说王友群要“逃避斗争”，立即召开全校批斗大会，斗得我鼻血直流！

还有一次，到我家附近的一个大礼堂开批斗大会，十里八村许多学校的学生都赶来了。批斗会开始前，我们仨被勒令坐在第一排。心想，反正我个子小，大家也看不见，批就批吧。突然，一声令下，把三个“反革命分子”押上台来，这下子可真是丢脸丢大了。站在大礼堂主席台的正中央，让全体批斗我们的学生看得一清二楚。

然后，一个接一个学生代表上台，慷慨激昂地发言。批斗我们的人，很多我们都不认识，但个个都像对我们有深仇大恨一样，火药味十足，批得我心惊胆颤的！

除了批斗会之外，我们还必须到学校东边的一块试验田参加劳动。挖沟，要“沟直如线”；碎土，要“土细如粉”；锄草，要“一根不剩”。

炎炎烈日下，我们脸朝黄土背朝天，经常干的汗流浃背，监督我们的红卫兵一口一个“你这个反革命！”，说的那个真叫难听！如此这般，一直折腾到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四人帮”被抓起来。

从5月16日至10月6日，我当了4个多月的“反革命”。

“四人帮”被抓，标志着十年文革结束。但是，我们仨的问题并没有随着文革结束而被一风吹。

我们仍然受到处分。另外两名同学的处分是：开除学籍。我的处分是：开除班内外一切职务，留校察看，以观后效。因为我出身好，属于贫下中农子女。

当年，邓小平在文革中受到“开除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以观后效”处分。我得到了跟邓小平类似的处分。

今年是文革结束50周年，我已从13岁的少年步入63岁的老年。回首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的经历，确实是荒唐至极。

走过这荒唐岁月，我们应该对这荒唐岁月有所反思。

什么叫“革命”？当时真不懂。现在仔细想一想，所谓“革命”，不就是“革”掉一个人的性命吗？“革”掉一个人的性命是什么？就是杀人。

中共领导人死后，经常被冠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称号，也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杀人家”。如果不仔细琢磨，还以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个极高的评价呢。仔细品一品，才发现，这是一个多么可怕头衔啊。

1949年中共建政前的历史，被称为中共“革命史”，也就是中共“杀人史”。1949年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杀人的理论”。

“杀人“和“继续杀人”，就是百年中共史的真实写照。1921年中共建立以来，一直在杀人。百年中共杀了多少人？难以计数。参见我2022年11月7日在大纪元上发表的《中共是全世界杀人最多的党》。

文革结束50年了，中共杀人和继续杀人的历史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值得全世界所有炎黄子孙永远铭记。

什么叫“反革命”？就是“反杀人”。当然，笼统地讲反杀人不对；但是，反对杀害无辜的人，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传统文化讲“人命关天”。

杀害无辜的人是天大的事。百年中共杀了无数无辜的人，犯了天大的罪。

当个反对杀害无辜的人的“反革命”，不仅没有错，还是一个值得充分肯定的大好事。这样的“反革命”应该当。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6/5/16/n1476614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