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籍数学家王虹、邓煜日前荣获有“数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引发国际关注。然而，王虹在获奖后感谢的却是法国和美国提供的教育与科研环境，而不是中国的大学教育。外界认为，这不仅让中共官媒和北京大学试图塑造的“中国教育成果”叙事陷入尴尬，也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国教育体制的质疑。

7月29日，有中国网友发现，微博疑似将英文单词“discouraged”（受挫的、泄气的）列入敏感词，引发外界联想到数学家王虹日前在受访时提到，自己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感到有点受挫（felt a little discouraged）”、“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质疑官方刻意淡化这段不利宣传的内容。

另一方面，《广西日报》25日在头版以《王的猜想》为题，大篇幅报导王虹的故事，引发民众抢购，官方甚至宣布紧急加印，二手平台上一份原价1.35元人民币的报纸，一度被炒到65元。

一边限制相关讨论，一边高调宣传成功故事，形成鲜明反差。

事件起于7月23日，在美国费城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王虹、邓煜双双获得菲尔兹奖。两人都曾在北京大学求学，之后赴海外深造，并在海外学术环境中完成获奖研究。

消息公布后，北大校方及相关院系接连发文祝贺。北大还点亮博雅塔。《人民日报》等官媒则强调两人具有“国内数学教育背景”，并将成果与“科技自立自强”相联系，引发外界质疑官方和校方借机“抢功”。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这个是蛮滑稽的。我们知道这个女生在北大的时候是不太受待见，得不到推荐信。毕业的时候她不是从数学系，而是从地空学院出来的，所以这个是蛮讽刺的。而这两个人都是到了海外，才获得菲尔兹奖。”

美国经济学者李恒青则表示，中共宣传历来习惯把个人成就包装成体制成就，只要有成功案例，就不会放过。

美国经济学者李恒青：“像王虹和邓煜，这两个年轻的数学家，最后要说成等于是我们国产的。尤其是十八大以后，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英明的领导下，和大力的支持下，产生出来这样优秀的，举世瞩目的的学者。领导人要积累光环、积累业绩，把这金全都要贴在习近平的脸上。”

除了“抢功”争议外，王虹谈及自己在北大求学期间经历长期挣扎、甚至一度怀疑是否适合研究数学，也引发不少共鸣。

同样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谢田表示，他非常理解王虹所说的“受挫”。

谢田：“我相信王虹她所说的压抑，指的更多是一种学术自由，或者政治自由，社会的自由气氛的欠缺，这种造成的压抑。这个当然我们也感到。共产党的统治，政治学习的压力，各种学生的小报告、监视。就是没有一个正常的大学校园宽松、包容、愉快的那种繁华。”

大纪元专栏作家王赫说，中国人才济济，但问题是为什么许多顶尖人才必须到海外才能取得世界级成就？他认为，王虹、邓煜的经历，正好回答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大纪元专栏作家王赫：“自由研究的时期就非常强调，怎么去发现问题，怎么去创新性地解决问题。但是中共的教育体制非常功利，它把人当成一个机器，它都是跟着一些名誉去逼着人畸形的发展，而不是人能够自由的发展，全面的发展。所以钱学森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教育培养不出大师？那么我们在王虹的身上，就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这个体制在本质上它不是培养人才，它是阉割人才。”

王赫认为，中国高校高度行政化和政治化的管理，像给学生们戴上了“紧箍咒”，压缩了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的空间，也使中国教育难以孕育世界顶尖的创新人才。

此外，首位华人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在两人获奖后，再次公开邀请他们回国任教，但截至目前，还没有看到两人就此公开表态。

谢田认为，真正取得世界级成就的人，最清楚自己的成果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孕育而成。而这，也正是这次菲尔兹奖留给中国教育最值得深思的地方。

（新唐人：https://www.ntdtv.com/gb/2026/07/30/a1041199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