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美国交上的第一家朋友是袁先生一家。因为袁先生的独子和我们家的儿子一样大，玩在一起，让我有机会了解袁先生特别的人生经历。要算起来，袁先生比我们可高一辈，我还没出生，他已经是右派了。袁先生十七岁以优异成绩考上中国名校–北京大学。大学期间，袁先生与其它同学被派往机场欢迎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因为站在冰天雪地，冻得很僵，南方长大的他，说了一句笑话：“我们都快变成木乃伊了”。五七年“反右”时，袁先生被揭发为有右派言论，给社会主义抹黑，被发配去了北大荒劳动改造。一去就是二十几年，一个风华正茂的聪明才子就此断送了美好的前程。北大荒劳改犯的贱民生活自然很妻惨。据袁先生讲，能像他这样活着出来的人寥寥无几。可更悲哀的是因他而受株连的亲人对他的仇视带给他的伤害。他的母亲是一位铁石心肠的共产党员，当时就与他划清了界线。直到九七年他母亲身患绝症，时日不多时，他专程从美国赶回中国大陆探望，虽然他买了不少名贵补品及特效药，可他母亲到死都没原谅这个曾给他们家庭带进几十年悔气的右派儿子。这究竟是谁的错？难怪我小时候一说话，我妈就会说“不要乱说，在五七年你肯定被打成右派”。我从小就有怕被打成“右派”的恐惧感，真是到了大气都不敢出一口的地步了。

我妈的嘴紧，从不说笑话。五七年“反右”是躲过了，但六七年开始的“文革”却没能逃脱。妈妈是军医学校的教员，也是党小组长。当时她们学校的老校长与她一个党小组。老校长为人正直，对党忠心耿耿，又是“三八”式老革命，妈妈对他自然是恭敬有加。可“文革”期间，这位老革命一夜之间变成了“反革命走资派”。不少人违心地揭发老校长的“反革命罪行”。可妈妈却坚持说老校长的思想汇报从来没有反过党、反过革命。因为与老校长划不清界线，妈妈当时就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文革”后，老校长平了反，妈妈也平了反。可有些因此被耽误的工资、待遇至今也没得到落实，一等就是几十年。看来说真话的下场也好不到哪儿去。

我大姐最聪明，大小运动都摸得清，自然逃过了一次次的大灾大难。可到了退休，也因为修炼过法轮功，差点儿退休工资被停发。她说因为她在她们局里女同志中工资最高，招人妒忌，有人向上级告她炼法轮功。她确实因为胃痛炼过法轮功，后来练好了。可镇压运动一来，她就不敢练了，结果还是被告、被审了一阵。什么都不说，只想有个好身体，也不行。哎，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中国人太难了。

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小心还是逃不过灾难呢？读过<<九评共产党>>，我才搞懂了，因为共产党这颗大灾星(共产党绝不像太阳)，整天罩在中国人民头上，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看来要想过躲过灾难，只有告别中共。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s://www.epochtimes.com/gb/5/2/18/n81564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