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白日飞升”、悬浮、起空，在东西方的文献记录中都有大量的记述。比如印度的瑜伽师、隐士与行者中，都不乏能够起空漂浮者；西方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飞行修士”的记载。在普遍敬佛修佛的民族和地区对这类超常现象也没有抵触。古今中外都有众多的目击者记录，以下是几个例子：
（接前文）

仅以“谢自然”为关键词检索《四库全书》，其结果涉及图书约80种，计114卷，出现153次。这些文献既有官修史书，也地方图志，又有道教典籍。

也就是说，谢自然“白日飞升”的事迹，在官方史书《新唐书》、《四库全书》》，以及官方类书《太平广记》中都得到了正式的记载，是留给后人了解中华神传文化的珍贵资料。历史为人所书写，带着每个数写者的局限，也在透露着真机。

2. 插曲

韩愈的侄孙韩湘子就是民间所说的“八仙”之一。据载，韩湘子从小丧父，韩愈将他养育成人，本欲使他考取功名为国效力，但是韩湘子一心想学道修仙，并在二十岁的时候告别韩愈，一人游山问道。途中，韩湘子偶遇已经得道成仙的吕洞宾，经后者点化得道。

韩湘子得道后回家为韩愈拜寿，曾为韩愈（叔祖）当众演示须臾间空酒缸里溢出美酒，须臾间花种发芽长大结出花苞，最后开出一朵硕大的红花，散发阵阵花香。韩愈倍感震惊，走上前去观察花朵，只见花瓣上有一行小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后来，韩愈因劝谏皇上不要崇心佛教，便被贬至偏远的潮州。当行至一个叫蓝关的地方时，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道路也愈发难走，韩愈的马儿便停滞不前。这时，韩愈突然想起韩湘子的两句诗，恍然大悟，原来侄孙早已料到今日之事，想起以往韩湘子对自己的种种孝敬，便不由长叹：“侄孙，当日之语我已明了，可如今你却在哪儿呢？”

话音刚落，便听阵阵马蹄声。韩愈回头望去，正是韩湘子。韩湘子再次劝叔祖和自己去学道修仙。韩愈沉默了一会，叹道：“侄孙话虽如此，但我还是愿尽我之力，为百姓生活更好，事已至此，皆是定数。”随后韩愈作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三、史书中更多对“白日飞升”的记载

1. 黄帝乘龙而去

对于“白日飞升”，最早的记录见于《史记·孝武本纪》描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龙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珣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

大意为，黄帝用首山开采出来的铜在荆山之下铸鼎。鼎铸就之时，有黄龙从天上飞来，龙须飘飘，请黄帝上背。黄帝骑了上去。妃嫔群臣们也跟着上去，有七十余人。其他上不去的只好扯着龙的胡子。可惜凡心太重，龙须断裂，黄帝的弓也随之坠落，众人也掉了下去，眼睁睁看着黄帝离去，抱着龙须与弓哭倒在尘埃中。后来这个地方就叫做鼎湖，现在位于河南省灵宝市。黄帝坠落的弓被称为乌号。

对于《史记》的信史价值,历来为学术界认可。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对于上古的事，博采各种史料，对于难以把握的就放弃，比如，他读到记述上古年谱《历谱谍》（已佚失）的时候，由于“古文咸不同，乖异”，他就弃之不要了。司马迁对于黄帝“白日飞升”虽然只是简单交待、春秋笔法，但是对于史家来说，没有被眼见为实的局限性所束缚，是难能可贵的。

在《二十四史》正史中，主旨在于以礼治天下，以德序人伦,所以并没有大量记录“白日飞升”等修炼界的事例，但是在官方主导的类书中，却有大量的记录。在宋代“奉敕撰集”的《太平广记》中收录了大量的修者“飞升”、“羽化”、“尸解”等事例。

2.张志和当着颜真卿等人的面飞升而去

《太平广记》中有一例是说唐朝大诗人张志和的修炼事迹，人们熟知他的诗作，但实际上他还是一位得道的修炼人。

张志和，是会稽山阴人，博学多才，文采超然，考中了进士。他不仅诗才甚佳，还善于书画。张志和修炼的情况在《续仙传》中有零星的披露，说他是个“守真养气”的人，可以“卧雪不寒，入水不濡”。天下的山水都为他所游览，对于功名他早已淡然。

鲁国公颜真卿和他是好朋友。颜真卿在湖州任刺史时，与文人志士一起喝酒，席间一唱一和地作《渔父》词，那头一首就是张志和的词。词是：“西塞山边白鸟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颜真卿与陆鸿渐、徐士衡、李成矩，一共和了二十五首，互相传递着夸赏。张志和让拿出来颜料和剪裁白绢，画《景天》词的词意，不一会儿就画出来五幅。花鸟鱼虫，山水景象，笔法奇绝，今古无超。颜真卿和客人们传着玩赏，赞不绝口。后来颜真卿东游平望驿，张志和喝酒喝到酣畅时，作水上游戏，把坐席铺在水面上，独自坐在上面饮笑吟唱。那坐席的来去快慢，就像撑船的声音。接着又有云鹤跟随在他的头顶上。颜真卿等在岸上观看的人们，没有不惊异的。不多时，张志和在水上挥手，向颜真卿表示谢意，然后便上升飞去。

3.颜真卿尸解而去

“白日飞升”是修炼者圆满离开人间时的超常形式之一，而尸解则是修道圆满时所用的另一种常见方式。

颜真卿开创的颜体楷书“正而不拘、庄而不险、博大精深、雄逸豪迈”，“心通古意、寓巧于拙”，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巨大。他早期书写的《多宝塔碑》（全称为《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中期书写的《东方画赞》、《颜勤礼碑》、晚年的《麻姑仙坛记》等，既是书法佳作，又折射出他个人的修为历程。

《太平广记》中也收录了唐朝著名书法家，太子太师、鲁郡公颜真卿勇赴叛军大营，宁死不屈，英勇就义的事迹。此外，《太平广记卷三十二》还记载了：颜真卿死后十余年，颜家的仆人曾遇真卿于洛邑。颜真卿说，“吾尝修道，以形全为先。”意思是，我曾经是修道之人，要保全的身体完整。颜真卿即是以“尸解”的方式圆满。尸解的常见形式是，得道圆满之人，先任常人入棺、下葬，之后化出一根竹竿或一只鞋子留在棺内，自己则以得道之身、生前相貌继续在世间做度化有缘之事，同时也能出入仙界。

在历史上的历朝历代，修炼文化以不同形式呈现，但表现的都是修炼提升、回归天界。从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逐渐开始兴起的气功热，特异功能热，反映的正是人们内心深处对于返本归真、向往永恒的渴望。神传文化造就了以道德为本的做人和修为基准，所以中国人骨子里其实都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文化根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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