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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百年真相
王炳南之父王宝珊与杨虎城是军中战友。一九二六年,杨虎城在吴佩孚手下任师长时,王宝珊是杨虎城部下的参议。
乐少华、高岗、陈光这三人的命运有三个共同点:年纪差不多,都生于1905年左右;都为中共夺取民国大陆政权浴血卖命,功劳赫赫;都自杀于1953年左右,都只活了49岁。
1969年秋天,皖南当涂县石桥公社团月大队的农田里发现一些飘落的花纸片,捡起来细看,上面印有蒋介石的头像和套框文字。一个过去的国民党士兵如同发现定时炸弹似地惊叫:“不得了!这是国民党的空投传单!蒋介石要反攻大陆!”
一石激起千重浪,空投传单顿时闹得城乡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顷刻刮起抓特务、清查反革命的龙卷风。其时正当毛泽东发布八二八命令,“提高警惕,准备打仗”,石桥公社立即指使“群众专政指挥部”将黑五类集中管理。为了对付这些阶级敌人,他们给专政队配置柳条帽、三节棍、柘树棒和铁皮带头等原始武器。
专政队首先拿开明人士魏建浩开刀。此人国民党时期曾被委任为大公圩堤管会董事长(相当于水利主任),中共军队渡江攻打芜湖官陡门时,他成了粟裕的坐探,为智取官陡门“立过功”。粟裕认定他是开明人士,为他签署了立功证书。土改时期,工作组没收了他的证书,还给他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为了生计,魏建浩走村串户叫卖自制的土烟,有人则检举他卖烟是假,搞反革命串联、发展特务是真。这一天,公社的打手们把他五花大绑逮进公社大院,按到在地,把双手拧到背后,与腿搭桥,用绳索把手脚捆绑在一起,像三角架似的悬吊在公社大院的树杈上。
起初他浑身颤抖,撕心裂肺的哭喊:“啊哟哟哟……我冤枉啊!粟裕将军呀,你快来救我啊!”他的哀嚎惹的打手们欢心鼓舞,一个打手说:“这老杂种临死还想捞个救命稻草哩!”另一个说:“对付老牌反革命咱得玩点新招!”他吩咐打手搬来两张桌子,放在吊起的魏建浩两端,然后两个打手相对站在桌子上,像老和尚撞钟似的你推过来,他撞过去。魏建浩涕泪满面,发出凄厉的哭喊。随着打手们放纵的推撞,他在空中的摆幅越来越大,最后绳索断掉,像一只沉重的沙袋摔在地上,脑浆迸裂,四肢痉挛,全身卷缩得像一只刺猬。
专政队整死魏建浩,又把矛头指向他的18岁的儿子魏宏浩。他们认为,魏宏浩可能掌握着特务名单。在团月大队办公室,革委会主任侯守木让人扛来一条杀猪凳,派打手把魏宏浩绑来,亲自动手将魏面部朝下、用数道绳索将其牢牢绑在杀猪凳上。侯主任泡了一杯茶,坐在椅子上,学着样板戏里的模样开始审讯。他猛拍桌面,尖着嗓子说:“你小子把特务名单藏在哪里?快交出来,不然叫你不得好死!”被绑在杀猪凳上的小子,头摇得像货郎鼓,边哭边哀求说:“我不知道有特务名单嘛,我没有收藏啊,大伯大叔放了我吧!”侯听得不耐烦,火冒三丈地说:“来,给他用刑!”他来到杀猪凳前,脱下自己的上衣蒙住魏的脑袋,又将魏的手臂往前拉直,用脚狠劲踩住其手背,使五指张开。这时,另一个打手将事前准备好的篾签子端过来,主任一手拿篾签,一手拿棒槌,躬下身子,将竹签砸入受害人的指甲缝。受害人浑身颤抖,发出杀猪那种凄厉的惨叫。打手们立即用衣服缠住他的头,用衣角堵住他的嘴。很快,剧痛使受害人丧失知觉,处于昏迷状态。侯主任认为他装死,让人解开绳索,使其仰面朝天,用辣椒水泼脸……
时至深夜,打手们早己作鸟兽散,一阵冷风把魏宏浩从昏迷中吹醒。昏暗的灯光下,他只见一个看公房的老头伏在桌上打瞌睡。此刻,魏宏浩感到天昏地旋,全身剧痛,双手肿胀得像滴血的熊掌。他知道出大队部向东有一口塘,便挣扎着站起身,一步一个血印地向外面的黑暗里走去……
魏宏浩投水而死的第二天深夜,其母经受不了丧夫失子之痛,在生产队食堂门口的树杈上投缳自尽。
大夏大队抓住地主分子孙文忠,反手吊起,要他承认是特务。孙哀哭求饶,革委会主任夏齐山说他不老实,命人把空心轴承用铁丝串上挂在他脖子上。老地主承受不了酷刑,夜间以解手为名,跳水自尽。
广建大队有个叫汤长寿的伪保长,专政队把他关在大队部饿饭,逼他承认是特务联络员。他饿得要死,怕得要命,夜间趁人不备,打碎玻璃窗,从玻璃洞口爬出,跳水塘自尽。从窗口出逃时,身上被玻璃割得皮开肉绽,尸体经水浸泡,皮肉翻卷,惨不忍睹。
石桥专政队逮住一个右派、反革命潘祥瑞,潘原是中学历史教师,知道卧薪偿胆的故事,便试图用吃屎喝尿装疯卖傻蒙混过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打手们不吃他这一套,将他剃成阴阳头游街示众,然后关进生产队的猪圈与猪为伍。一个打手戏谑他说:“听说你吃屎喝尿啊?这倒是很符合‘节约闹革命’。好吧,我们就成全你,今后你就吃屎喝尿、自产自销吧!”就这样把他活活饿死在猪圈里。
石桥专政队还抓来地主工商户吴保孝,关进黑屋。吴一心寻死,可又怕跳塘后被水呛得受不了爬上来重新受罪。思来想去,他想出一个办法,在跳水前先在腰上缠几道绳索。天黑了,他以解手为由走出囚牢,在暗处将双手狠劲插入腰间的绳索,百米冲刺似的向水深处扑去。家里人将他的尸体打捞上岸时,他的双手还被腰间的绳索勒得紧紧的,活人想从绳索中把它抽出来都不容易。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12/15/n14136994.htm )
2023年11月13日,多家陆媒报道,叶剑英夫人吴博因病于2023年11月13日7时30分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死亡,终年106岁。
美丽的天府之国四川在镇反和土改时期,是如何变为人间炼狱的?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中共所谓的8位“元帅”都离开了前线,回到延安整风。
中共建政70年的历史是用鲜血和谎言写就的,背后的故事更是惨绝人寰,而文革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根据中国县志记载,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者至少达773万人,除了打死的之外,文革初期,还出现了自杀高潮,许多文化名人如老舍、傅雷、翦伯赞、吴晗、储安平等也纷纷走上绝路。
民国时,中国曾拥有一流的16所教会大学,其中13所是基督新教教会大学,分别是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华中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岭南大学;还有3所天主教教会大学为震旦大学、辅仁大学、津沽大学。这16所教会大学遍布北京、济南、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武汉、福州、广州、天津等中心城市,阵容强大。
这16所教会大学对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据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历史的权威美国卢茨教授统计,“到20世纪30年代,16所被公认为高等学校的教会大学招收了占全中国大学生总数的10%到15%的学生。”也就是说在近百年前,这16所教会大学培养了中国十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大学生。他们中还涌现了众多的杰出人才,许多人物在中国现代史上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然而中共建政后,这16所教会大学却迎来了厄运,被当成文化思想、教育领域的“西方势力”和“帝国主义侵华工具”遭到清算,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全部被分拆被合并被撤销。
1950年12月29日,时任中共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在《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报告中,开篇就定调:“百余年来,美帝国主义对我国除了进行政治、经济和武装侵略外,在很长的时期中,尤其注重文化侵略活动。这种侵略活动方式,主要是通过以巨额款项津贴宗教、教育、文化、医疗、出版、救济等各项事业,加以控制,来进行对中国人民的欺骗、麻醉和灌输洋奴化思想,以图从精神上来奴役中国人民。”
民国的基督教大学再次被推上历史的审判台,被以“帝国主义侵华的文化工具”而盖棺定论,被判决,被清算,尽管在刚刚过去不久的抗日战争中,基督教大学是如何坚贞不屈的证明了自己患难与共的中国气节与担当,尽管他们在抗战中的牺牲与奉献曾经如何令中国感动与热爱,但这些贡献仿佛都失去了价值。
首先到来的是暴风骤雨般的“思想改造”政治运动。
“被告别”的并不只是燕京大学的老校长司徒雷登,而是所有基督教大学的校长,这些曾经在中国抗战中为国担当办学重任的华人校长们,这些在国难中被锻造出的中国卓越教育家们,不仅就此离开了他们的舞台,而且被作为“肃清美帝国主义对我国文化教育侵略”的“活靶子”,被大加批判,进而彻底“批倒”、“批臭”。
当回到美国的燕京大学老校长司徒雷登中风倒在医院治疗时,他的接班人燕京大学陆志韦校长正在发生巨变的环境中,写作揭露“司徒雷登同反动势力勾结,把持燕大校政的历史”,但即使这样对老校长“反戈一击”的揭露都被主管当局视为“轻描淡写”,作为“中国基督教教会大学之首”的燕京大学与陆志韦校长,随后就被作为中国基督教大学进行“思想改造”的示范典型,迅速被推入暴风骤雨的改造中心,由此拉开对“旧社会知识分子改造”的经典一幕,以昭告天下,以推动其他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
1952年1月,陆志韦被罗织有“五大罪状”,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遭到“彻底地”、“无情地”批判和揭露其把持校政、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行”。昔日的同事、教授、学生与员工,在有关组织安排下都化身为控诉的斗士,批判的最高潮是陆志韦信赖的三个人——燕大国文系主任高明凯(陆志韦多年亲手培养提拔的教授)、燕大英语系副教授吴兴华(陆志韦最为欣赏的人才)、燕大生物系学生陆瑶华(陆志韦的女儿)登台控诉。
一幕荒诞而在中国特殊的时代特别熟悉的场景登场了,陆志韦的女儿陆瑶华“义愤填膺”地在台上控诉到:“我现在要控诉我的父亲陆志韦,他如何蒙蔽我,使我在这次运动中丧失了人民立场,欺骗了群众……”
在众叛亲离的批判风暴中,陆志韦不仅没有任何辩解的机会,反而写了一份坦白书,向组织和群众坦白自己的“罪证”:“对美帝的文化侵略,我从前只看到片面,没有认识全貌……一切痛恨的我的罪都是应当的,我承认了我的罪……我要否定我的过去,我要重新做人,望群众继续帮助我……”
陆志韦被彻底“击垮”了,陪同他一起被批判的燕京大学知名教授张东荪(燕大哲学系教授)与赵紫宸(燕大宗教学院院长)也彻底被“击垮”了。同样是这些燕京大学的教授在1941年被捕进入日本宪兵队的监牢时,都怀着坚定的信念,没有屈服,但在“思想改造”的暴风骤雨批判中屈服了,在昔日同事、教授、学生与自己儿女的“众叛亲离”全面控诉中屈服了。他们必须离开自己的舞台,从而被“思想改造”政治运动中更积极的人们所取代。
这一幕仿佛是10多年后文革的预演,直到那些批判他们的人们也被批判被“击垮”,没有人能从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中幸免于难。
陆志韦就此离开了燕京大学校长的位置,被调入中国科学院语言所,其他基督教大学的校长步其后尘,彻底离开了自己的舞台,而1947年就因病辞职的华西协合大学原校长张凌高,却因卷入四川民社党案在1951年被捕入狱,这位曾经为华西协和大学的发展贡献卓越的校长于1954年又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这位曾经在抗战中作为东道主建立五所基督教联合大学丰碑的校长于1955年因心力衰竭而病死于狱中。悲哉!
紧随暴风骤雨般的“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全国大学“院系调整”登场。此时,曾经沐浴欧风美雨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被“教育”和“改造”的在“欧美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残余”的“原罪”中瑟瑟发抖,默不作声,没有任何力量去抵制任何院系的调整了。
这场学习苏联经验的所谓大学“院系调整”运动,主要是加强工科,压缩文科,理科(纯自然科学)服从工科的需要,就在1952年在全国大规模的展开了。
就是在这样的“院系调整”中,民国16所基督教大学整体被分拆,被合并,从此消失于中国现代史,被遮蔽,被遗忘。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12/30/n14147010.htm )